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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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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结婚的窄门  

2014-07-06 07:45: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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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婚姻之难的背后,是社会价值观的指挥棒,一直在快速、随机地挥舞,而他们总跟不上节奏。
作者:本刊记者 李淳风 发自广东东莞 广西南宁 来源:南风窗

找到一个大龄“光棍”来采访,触摸他的痛处,尽管不比找个女朋友难,但也不易。

吃过许多闭门羹之后,《南风窗》记者幸运地碰上了一群来自广西南宁的“大伙子”,因为质朴、忠厚,他们不设防。阿挺最是随便,他愿意拍正面的照片。“反正都这样了,我要是上了新闻,说不定还有女孩来找我。”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水到渠成的婚姻,现在成了他们的“第一奋斗目标”。找个老婆回家,是件天大的事。父母早已准备好的鸳鸯枕,已冷清到褪色。

婚姻之难的背后,是社会价值观的指挥棒,一直在快速、随机地挥舞,而他们总跟不上节奏。

钱的问题

南宁郊区西乡塘,香蕉林、西瓜地一望无际,28岁的阿瑞,家就在这里。

去年过年的时候,阿瑞带回家一个邻乡女孩。长得挺好看,人也温柔,在家里住了3天。父亲高兴得眉飞色舞,对着堂叔老陈使了好几次眼色:“这回啊,有戏!”

然而过年之后不久,两人就分手了。阿瑞说,是因为对方还是同样一个要求,至少要在南宁买个房,最好能有辆车。

知道他们闹掰之后,父亲很是落寞。

父亲很喜欢这个眼看就要成为未来儿媳的女孩。2010年,阿瑞在网上和她相识,互相一探问,竟还是老乡。后来两人相好的消息被双方父母知道了,一打听,父母之间还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支持孩子们的结合。

女孩是大学毕业,阿瑞只读了初中,按说,阿瑞是捡了个宝。然而听到“有房有车”的要求,他决定放手。他在南宁工作了好几年,当保安,工资最初800元,后来升到1100元,交过几个女友,都是因为“有房有车”的要求而分手,这几个字是他的伤口。

阿挺今年30岁,也是西乡塘人。

2004年高中毕业,阿挺在南宁找了份工作。朋友是做摄像头工程的,阿挺负责安装,每天从早忙到黑,每月拿2000元左右的工资,持续数年。

做安装工的都是年轻男性,喜欢吃喝玩乐,阿挺不能不跟着去。吃饭、喝酒、唱歌,一个晚上,就能花掉数百上千元。“人家请客,你不能每次都跟着去蹭吃蹭喝,你也得轮着请,大概一个月要轮一次,一次就能花掉你本来可以存下的所有钱。”

就这样晃荡着过日子,月收入2000元的阿挺,10年间,手上没有一点存款,只有好几张KTV的VIP卡。后来,那些兄弟们一个个都有了女友,带着一起出来玩,阿挺感觉越来越坐不住,心里寂寞、难受。“叫我出去,我有时就会说生病了,不能去。”

阿挺也交过女友,他是个忠厚、讲义气的人,长相也不差,当时找个女孩并不难,但如果要结婚,那还是“摆开车马炮”,首先要求在城市里“有房有车”。

2000元的收入,终非长久之计,得找个更能挣钱的工作。于是阿挺就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汽修店。西乡塘的农民们富裕起来,到处是四五万元的微型车,这些车质量不好,四五年后基本就大修不断,这是阿挺看到的商机。

生意一直在向好,但合伙的朋友是有家室的人,每逢周末工作正忙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走了,回家陪老婆。店里只剩下阿挺一个人,工作难以为继。“抬个发动机都找不到帮手。”所以只能经常告诉顾客,今天做不了,过几天再来。

一段时间后,客人流失殆尽,汽修店也做不下去了。“还是没钱。”

被淘汰的农村

西乡塘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区,区里有很多自然条件各异的农村。直到上世纪末,这些农村的经济条件都很差,改变它们的是新世纪初每个村子都通上了水泥路。

阿瑞和阿挺老家所在的农村都有很多地,每家每户都有二三十亩,最多的有五六十亩。阿瑞的叔叔老陈说,一眼望过去,家里的地看不到头。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能满足灌溉之需。通上水泥路之后,市场跟着来,有贩子开着货车到村子里来收农产品,所以种点什么,总可以赚钱。

农产品主要是香蕉、西瓜、香瓜。老陈说,西瓜成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一天能扛1万斤,放到路边码起来,就是一道厚厚的墙。

老陈在东莞开公司,搬西瓜是帮姐姐的忙,他的妻子见到这种景象,“完全惊呆了”。摘西瓜,妻子说,怎么摘也摘不完,真要命,而老陈则说,对于农民,摘不完意味着有挣不完的钱啊。

所以阿瑞所在的村子,并不贫穷。老陈说,阿瑞家的房子,200多平方米的洋楼,装修阔气,其他家庭,经济条件也不会差太多。

然而,年轻男子娶不到老婆,仍然是这个村子里的大难题。原因就是女孩子来到这里,都有老陈妻子的那种反应—“惊呆了”。

“她们说,这么干下去,会累死人啊,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愿意嫁到农村干农活了。”阿挺的舅舅说,的确,现在村子里的媳妇,30多岁看上去像是50岁,就是干农活累的。

阿瑞的村庄的状况,不是个案。于是周围区域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男人们都想娶本地的女人,而本地女人都不想嫁给本地男人。

男人们觉得,种地能挣钱,找本地女人种地熟练,发家容易;而女人们认为,种地太辛苦,不如通过择偶改变命运。阿瑞说,女人们都想嫁到城里去。

阿挺所在的村子,未婚男青年也很多,但女青年则几乎看不到。“她们都想嫁进城市,所以都很主动地出去打工了,虽然打工并不见得比在家里帮忙更挣钱。”

当然,如果太挑剔,年纪过了,女人们的婚姻一样让人着急。阿挺说,“有房有车”的男人是不少,但人家能看上你吗?

找老婆

“一直在南宁晃荡也不是办法。”老陈说,阿瑞一是存不到钱,二是找不到女朋友,他决定把阿瑞带到东莞来。

老陈在东莞桥头镇开一家中等规模的模具厂,厂里,同一个村子的未婚大龄男青年有七八个。

老陈把这些同乡男青年招到厂里来,除了给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学技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给他们找老婆。

至少有五六个男青年的父母多次跟老陈交代,孩子挣不挣钱不要紧,哪怕你不给他们发工资都可以,最要紧的是帮他找对象,找到媳妇,全家都感激你。

作为一个在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老陈对父老们的嘱托很上心,见到女孩子,先打听别人有没有结婚。未婚,马上就在脑子里把几个同乡男青年转上一遍,看介绍给谁认识最合适。

阿瑞是自己的堂侄子,当然格外“照顾”。然而阿瑞为人忠厚,而且十分腼腆,介绍姑娘见面,不敢走过去。“我一个不留神,他就跑得没了踪影。”

阿瑞说,也不是因为害羞,主要是堂叔介绍的都不合适,没感觉。

去年8月,阿挺也来到东莞,怀着一样的目标—我就是来找老婆的。进什么工厂,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两个大厂待选,一个电子厂,一个鞋厂,舅舅说电子厂女孩子多,他就进了电子厂。

“哪里‘机会’多我就去哪里。如果明知道池塘里没有鱼,你还坐在那里钓,你不是傻瓜吗?”

阿挺现在的工资3100元左右,那是不断加班才能挣到的平均数。在电子厂里,每天重复着把一些细小的元器件焊接到线路板上的工作,十分单调、无聊,但他不在乎。

工资不高,他还在外面租房住,因为同宿舍的工友们有好几个来自西南缺水地区,大热天忙得汗流浃背,依然没有洗澡的习惯,屋子里臭味难闻。“如果有个女朋友了,总不能把她带到这样的宿舍里去吧?”

阿瑞偶尔在老陈安排下相亲,因为他所在的模具行业基本都是男工人。东莞的行业分工十分精细,往往某些工厂偏好男性,某些工厂喜欢女性,使得这个平均年龄最小的城市,男女之间的交流依然困难。工厂的围墙,常常是一道性别分隔的界限。

所以,当年认为“存多一点钱自然就找到老婆了”的想法,在现实面前其实不切实际。现在阿瑞已经能熟练操作数控机,是个技术工,老陈一个月给他发5000元工资,也是希望他能多存点钱,留个“老婆本”,但老陈说,圈子里女孩子少,一样是难。

过时者

28岁、30岁,阿瑞和阿挺的年龄,对于城市人口的婚姻而言,并不算太大,然而到了这个阶段还没有找到能结婚的女朋友,可选择的空间就十分局促了。

阿挺说,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人家不愿意跟你,20多岁的女子,大多都已经结婚了。“我有一个女同事才20岁,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他只能不断去了解,谁没有结婚,谁对自己印象比较好,然后主动地去接触。这个老实厚道的男子,原本不是个主动的人,现在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等着女孩子来找你?你又不是什么香饽饽,不现实。”

6月22日晚上采访阿挺,一起坐在他舅舅家的天台上喝酒,阿挺的母亲在一边不说话,脸上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笑。这个58岁的善良的农村妇女,有3个儿子,都到了或者过了适婚年龄,但儿媳妇至今没一个踪影。她内心也很焦急、忧伤,但从不直接给儿子施压。

这是阿挺的幸运,多少大龄未婚青年过年过节都不敢回家,因为怕被亲人们唠叨。阿挺说,我知道我妈心里想什么,所以我更要努力,否则就是不孝。

他认为现在自己已经没有挑剔的资本。对于女孩子的长相,他没有要求,自己是不是有感觉,也不要紧,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一起尝一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就会互相珍惜。

以前谈女朋友,没想结婚的事,彼此之间是一种游戏,或者博弈—高要求的不要,难道害怕找不到另一个?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游戏,没有资本博弈。

他来东莞后很快就主动认识了一个梅州女孩,想跟她结婚。女孩的父母是在东莞的代耕农,也不富裕,但他们不同意女儿和阿挺继续来往。他们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嫁到外省去了,一年见不到一次,不希望小女儿嫁得太远。

“她听她父母的话,也是孝顺啊,所以我不勉强她,主动和她分开了,刚分的,就是上个月。”

阿挺说,其实在厂里,也有云南、贵州的小女孩喜欢自己,但她们的要求就是自己倒插门,到她们那边去生活,自己也接受不了。

就找对象而言,阿瑞和阿挺都承认自己是过时者,平时很少表露,但内心难掩悲凉和焦虑。

孤 灯

老潘人称“潘教授”,今年42岁,也是西乡塘的老乡,“过时”得更厉害,但并没有阿瑞和阿挺着急。

“一个人过习惯了,我觉得挺好。”见到《南风窗》记者的时候,他刚跟老乡在东莞城市学院踢完球,坐在街边的大排档吃晚饭,这种情形并不常有。朋友们大都结婚了,很难一起活动,他大多数的日子都是一个人生活。

在东莞花园新村开一家小模具厂 ,只有几个人,现在生意清冷,也挣不了多少钱,在深圳、东莞混了十几年,老潘依然没有买房。所以,“有房有车”对于他这样的小老板,一样是道坎。

老潘文化水平高,谈起国家大事来头头是道,老陈他们插不上话,封了他一个“教授”的绰号。这是戏谑,但包含尊重,不过老陈说,很多女孩子也会被他的高深吓跑。

他是南宁市区的人,年轻时是90年代,家里负担不大。“所以我们没有紧迫感,有钱就花,也不想去寻找商机。”原来在国企,薪资低,但他无所谓,直到后来国企改革,才去了深圳。

现在的老潘,看上去就像是瘦版的葛优,不太好看。老陈说,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帅哥,头发浓密,牙齿也很好。他现在上颚的牙齿很长,而且歪斜,总有几个露在外面。他说以前自己牙齿很好,后来得了牙周炎,整口牙齿都变了形,现在牙齿最损害他的形象。

他不着急,因为知道着急没用。白天工作,团团转,晚上回家,孤灯一盏。如此往复,能接触到的女性都是自己的客户。“你总不能去泡客户吧?”

阿挺的舅舅说,现在的社会,明明生活更好了,找老婆却更难了。

阿挺早已打定主意,如果找到老婆,他就马上回老家,买一辆货车帮人做运输,妻子跟着一起帮忙,不让她干农活。未来的幸福场景,不知道多少次在脑海中预演。

入夜,他还是一个人,躺在床上,伸手关掉出租屋里的那盏孤灯。入睡,等待明天,也许就能碰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

 本文录自凤凰博报-2014-07-02 17:50:34-南风窗的博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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