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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hzhou

积极但不狂热,满足但不自欺。

 
 
 

日志

 
 
关于我

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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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的外公阎德龄  

2016-10-20 06:59:03|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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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追忆我的外公阎德龄,一个中国农民百年来的生存标本

之一:前言

街上到处飘扬着旗帜和标语,庆祝即将到来的共产党90周年,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如果我的外公没有去世,他应该也是90高龄了,正好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同寿。

因为我写了一篇《我两个妹妹的幸福生活》,提到我的外公曾经在食堂化的时候,偷偷煮吃了公社的小猪,用这种近似于小偷的方式养活我的母亲几姊妹,因为这种人生的“污点”,被一些五毛兄弟抨击。

我无法去推测这种持批评态度网民的道德水准及道德要求,我也无法判断这种人的人性原则及生活品位,但我确实感觉到了对我个人情感的巨大伤害,那些从千万级死难中幸存过来的中国农民,那些我的亲人,如今还要被这种貌似正确的道德所拷问,被那些伪君子和五毛党们如此攻击,已经偏离了一个正常人所应该具有的恻隐之心,我当然无法释怀。

于是,我就想要把他的生平记录下来,他在生之年给我讲过,我的母亲及舅舅所知道的一些事件的碎片,尽可能的串起来,还原他真实的人生,他贫穷因苦的一生,他勤劳肯干的辛劳,他智慧狡黠的生存方式,他辛酸无奈的人生境遇。

这样的一个农民,其实是中国百年来中国农民生存的一个标本,我外公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但更多的却是相同,一个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困境与生存际遇。

在这个人生里面,他是自己的主角,却是这个时代彻底的配角,百年来,中国农民作为一个历史大戏中跑龙套的角色,一直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我把他写下来,也许可以为中国十亿的农民,中国百年来的农民提供一个生存样本的参考资料。

之二:童年际遇

外公出生于川西平原边上的一个贫困人家,这里是绵延几百里的五绵山余脉,一片起伏的丘陵生活着世代农耕的祖辈。外公家庭的贫困原因,我已经无从考证,据说,外公的母亲其实是一个棒客(土匪),这事情给我以很大的震惊,那个年代,一个缠足女人居然暗中去做棒老二,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这也说明几个事情:一是外公家确实很穷,否则不会去干这种事情;二是我外曾祖母是个很厉害的女人,证据之一就是,我的外公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被送出去一个缫丝的作坊做学徒。前几天在网上看过一个百年前送孩子出去做学徒签的生死文约,除了管饭,生死都是各安天命的。

那个师傅确实厉害,打人太凶,我外公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吃不住毒打,就跑出了门,又找不到回家的路,成了一个流浪儿,东家打点短工,混一顿饭,西家放几天牛混个安身之处,挨打和受饿成了他童年最真切的记忆。有一天,路过一队马帮,看作外公机灵,就把他捎上,跟着马帮赶马。马帮在自贡、威远一带贩运茶叶和盐巴,荒瘠的山道上就多了一个赤足赶马的小孩子。小时,我看到外公的十个脚指甲都是畸形的,问他原因,他告诉我是小时候赤足赶路,把脚指甲都磕破造成的,想来就是那段马帮的经历。

外公没有给我讲过这段马帮经历有多苦,我也无法想象那是一种怎么的生活,但外公已经很满足,因为可以吃饱饭不用随便挨打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外公后来又到了杨森那里,给杨森做起了勤务兵,仍然是赶马的小角色。我后来想,那个时候,马帮都是袍哥会的,而杨森是袍哥会的舵主,难道是马帮并入了杨森的部队?这事情同样是个无头悬案,可以确定的是,外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一些了,当然,这种越来越好是与他做流浪儿相比较的。

又过了两年,外公不再做勤务兵了,到了一个瓷器铺做起了伙计,能说会道的外公,慢慢成了老板的当家伙计,成了老板的心腹红人,收入也高了,地位也高了,外公似乎已经开始了幸福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外公已经长大了,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家乡和父母,但他对家乡只是依稀记得,并不确定,于是通过代写信的(外公不识字)写了一封信回去试试,居然,他又收到了回信,回信的当然也是找那种酸文人代写的,什么“为父年事已高”“深盼归乡”之类很煽情的东西,于是打动了我外公那流浪已久的中国心,他辞职准备回乡了,时间大概在1942年前后,外公那是二十五六岁。

之三:艰辛生存

外公回乡时,应该算有点小积蓄吧,一个证据就是,他是坐滑杆(四川的简易轿子)回来的,大概应该相当于今天在外打工,过年坐飞机回家。

回家后,境况却非常不理想,他幼年生活的房子只剩下一间半土房摇摇欲坠,根本不能住人,父亲在给别人做长年,根本就不在家住,那个偷偷做棒客的外曾祖母也已经不在人世。

房子可以简单的弄好,接下来就要面临人生大事:结婚。

这个时候,我的外婆出现了,如同所有的故事一样。

我的外婆是一个大家闺秀,家里的娇小姐,家里虽然不是非常富有,后来被共产党划成分为中农,但外婆的父亲那是乡里的一个人物,家里枪都有好几只,其中那把德国的驳壳枪,花了一百担谷子才换回来,在一次和棒客的交火中,二儿子还死于土匪的枪下(外婆给我讲这个掌故很精彩,空了可以另文讲述)。我外婆居然嫁给了我外公这样只有一间半破房子的返乡农民工、前流浪儿,我一直觉得这事情很可疑。根据我的调查和分析,得出这样一些理由:

一、 我外公那个时候身上披着闯荡江湖衣锦还乡的光环;

二、 外公的姑姑,家里是开银作坊的,极力帮衬这个年轻的侄子成家;

三、 外公的姑姑和当地的陈媒婆相熟,并且许以重谢,让她四处网罗合适人家姑娘;

四、 陈媒婆正好和我外婆娘家有远房亲戚关系,我外婆正好适龄;

五、 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那是真正的由媒婆包办,连双方的父母都不会亲自去考察落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双方觉得条件差不多,把生辰八字送去,放在神龛下压着一百天,没有什么意外或者灾祸发生,这事就成了。

于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成了返乡农民工、前流浪儿的老婆,住进了那一间半土房,结婚的排场过完(因为有姑姑的全力资助亲手操持,做秀做得很好),我外婆发现了严酷的现实:家无隔夜粮。

我外婆对这段婚姻是相当不满意的,明显的证据就是,我外婆直到陈媒婆死,都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虽然相隔不到一里路同乡生活了几十年,足见我外婆内心的气恼。

我外公对这段婚姻则是相当的满意,我所观察到的证据是,虽然我外婆经常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外公却从来都是温和一笑,并不计较,惹急了,最多大吼一声而已,外公在外头的能言善辩,从来不在家里表现。

在那个时代,再不满意的婚姻,都有可能白头到老,大家恐怕都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婚,只知道休妻。

外婆只好收拾起满心的不乐意,三天两头回娘家背米回来,开始她的新生活。

我外公并不是一个习惯吃软饭的人,他们小夫妻开始了新的生活:做米凉粉卖。

我现在仍然很怀念家乡的米凉粉,晶莹洁白的,在井水里镇得凉凉的,舀一勺红糖水在里面,一口甜到心里。他们小夫妻就开始靠这个过活,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城管没有工商,也不需要什么健康证、工商登记,当然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俩人晚上做好凉粉,白天就去赶集,卖了凉粉后再买米回家,晚上继续做凉粉,第二天白天去赶另外一个场,然后卖了凉粉再买米,如此周而复始。

外婆给我讲她的创业历程的时候,我还很小只有十来岁,但我还是发现了他们夫妻经营模式的一个明显漏洞:如果某一天,凉粉卖不出去,变不成钱,买不了米,生意不就断了么?(我当时那么小,就能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充分说明我具有商业天赋,呵呵,写得太辛苦了,表扬自己一下下。。。。。)

外婆告诉我,邻居有一家是地主,他家孩子特别多,胃口也奇好,只要凉粉没有卖完,几个孩子就会过来吃凉粉,吃得稀里哗啦,吃完了,给点钱,成本也就收回来了。这件事情,给了我幼小的心灵以巨大的冲击,在我受的教育当中,地主和地主婆,那都是万分凶恶的阶级敌人,如同《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那个恶老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主,是我幼年时一直没有想明白的,当然也不敢把这个问题拿去问老师。这个吃我外公外婆便宜凉粉的地主,后来在土改中被镇压了,用冲锋枪打死的,身体都被打碎,阴茎飞到树枝上挂起,成了当地流传很多年的恐怖笑话。

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俩的新生活开始了,于是在1943年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母亲,家里的生活似乎也开始好转,因为我外公慢慢展现出了他的经商天赋,开始做起了牛贩子,四处帮人撮合生意挣中介费。

在那个时代,这种中介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职业,买卖的双方其实都不接触,需要各自找到自己信得过的中间人来谈生意,两个中介人甚至也不说话,只是在对方的袖子里面用手指比划,最后生意成交的话,各自付给中介人一点钱。

这一件饶有古风的事情,据说在今天的藏区收购虫草时,还依稀可以看到。中介人必须在当地有威望、有信誉,了解市场行情的人来充当,当然那个时代不会有人给你发个证书给个职称,凭的全是信誉二字,我外公在三十来岁时,就能够做这个事情,我猜想,与他曾经的店铺伙计经历及个人天资有关。

这样的生活虽然说可以过得下去,但也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我外公头脑实在是相当灵活,可以想出很多办法来应对。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年快过年了,可家里没有钱过年,我外公就去找一大户,租了一条牛,说好租金后牵到城里就把它卖掉了,拿着钱回家,把我外婆吓得不行:明年拿什么还人家牛啊?外公宽心说:到时再说。于是用这钱过年,并且用剩下的钱做了点临时小生意,趁着年关小赚了一笔。过完年,外公找到租牛的大户,诚恳地说:某人,你的牛我带回去不多久就病死了,你看这事怎么赔偿吧?大户还搞得很惶恐,于是商议了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赔钱了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融资案例,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感情!那些国营企业的高管就是这样发家的啊?他们比我外公更进一步的是:他们根本不用赔牛,因为他们不需要信誉,也不用承担责任,国营企业亏损,比一条牛死亡是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外公这种“非法融资”事件足以说明,他凭自己年轻、勤奋与智慧,获得幸福生活是可行的,至少,那一间半土房已经变为三间加转角的房子了,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还继续着生孩子,可惜的是自我母亲后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普遍的,直到我的大舅出生,才家里才有了存活下来的第一个男婴。

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来了,中国农民开始过了上“新生活”,我的外公也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新生活”。

之四:智慧狡黠

解放军来的那天,我的母亲正因天花发着高烧,天没有亮,四处就开始了持续不断枪声和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炮声,外公和外婆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但我母亲高烧得厉害,非常想喝水,外公壮起胆子,挑着水桶出了门,到田坝对面的水塘挑水,就被解放军捉住。我得到的描述是,在一个土窖里,一个当兵的不断地拉着枪栓,逼问外公:土匪在哪里?土匪在哪里?我外公当然不知道,就被当作奸细抓到一个叫固驿的镇上关了起来,同时关一起的当然还有很多的青壮年。我外公再次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交际特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获得了解放军的信任,没有关起来,戴了一个红袖套被委了负责替关押人送饭和带话的差事,那些心忧如焚的家属,终于知道了自己家的男人被关在何处,就要按时送饭来给被关家人。我外公这时候再次表现出他搞笑的商人本性,我外婆的描述是,他把送来的饭用筷子一撬,如果下面有肉之类的,就送给同乡自己认识的人吃,因此,他很得到了乡里人的赞扬。

你要知道,我这人小时候作为“红小兵”,如同今天的那些五毛兄弟一样,是非常具有革命觉悟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听后内心很鄙视外公这种行为。直到我长大成年后,我才理解,一个人在强权巨大的威逼之下,他能够做到独善其身已经很不容易,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家人那已经是很有本事,如果他还能够惠及三两人,那已经非常功德的事情。那些动不动就要“解放全世界”、那些“心怀祖国、放眼全球”的人,带给人民的,绝对不是福祉而是灾难,这种理想狂人我们已经见识太多太多,经历的灾难也太多太多,比如希特勒。

如你所知道的历史,胡宗南的部队早就已经闻风而逃,零星的土匪根本就是那种没有组织的散兵游勇,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主义与理想,他们只是被挟裹作为保护家乡而战,在强大的正规军面前,只是一种很可笑的抵抗,旋即被击溃。解放了,那个吃便宜凉粉的地主,忧心忡忡地对我外婆说:阎三嫂,以后你们这些人才好,我们这些人不好了。

不多久,他们夫妻就被逮捕镇压,剩下一群半大的孩子辛苦讨生活,经常受我外婆的接济(莫非,那是外婆对老主顾的售后服务?)。同样情况的,还有外婆的一个远房侄女,成年后,过年过节都要来外公家勤通礼节,我也是长大后才知道,她的父母也在那个时候被镇压了的,成一个孤儿(孤女,和我母亲同龄)。

地主家的田地被分了,房子被分了,我外公分到了一头牛和一床丝棉被,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人觉得很兴奋也很刺激,对未来的幸福生活也多了一种憧憬,“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这种最简单的幸福生活,是我外公这一辈最真切的希望。土改之后,外公开始了最热激情四射的幸福生活,一度还成了土改的先进分子,但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会斗争人,也不会动手打人,慢慢也就被激进分子淘汰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外公追求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努力的耕作,兼作中介,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家里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有了我大舅之后,又有了我二舅、小姨妈,家里是越来越热闹了。

这中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丝毫没有影响到外公大干快跑奔向共产主义的步伐。原因一,我外公流浪儿出身,家庭清白;原因二,我外公认定努力奋斗,只管埋头拉车,不参与是非;原因三,外公见事机敏处事灵活。

有一件事情,很能够说明外公见事机敏处事灵活:

马上要搞食堂化了,上级政府要求家家献粮。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献粮是怎么来的,大概就是要求每家献售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和搞美援朝,在实际的操作却演变成了每家都要求说明你家有多少陈粮,准备献出多少,男人都被统一到镇政府去关起门来,不说的、说了少了就不允许回家,态度不好的,还要被绑被吊打。有一些人太实在,就说:家里没有余粮,耿直一点的,就开始抱怨发牢骚。深受中国特色教育的人就知道,中国是一个不允许随便发牢骚的国度,包括今天网络上,五毛们仍然喜欢这个词来打压,弄得那些发点牢骚的人都点不好意思,于是有些人就被好好的修理了一下。

轮到外公了,他爽快地说:我家还有十担谷子,准备全部献出来。干部问:谷子呢?外公说:在碾房里面。于是他一个人就悠哉游哉地先回家了。我外婆当然是急得不行:砍脑壳的,到时让你拿出谷子来,你怎么办?外公仍然是憨厚地说:到时再说吧,要不然不准回家嘛。

我现在仍然在揣测,我外公是看穿了他们那一套把戏,知道不会当真,还是真的胆小怕事,乱说以保命呢?可惜,在外公有生之年,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讨证此事,他的这种大智若愚体现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让我现在想来,很是钦佩。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在那个年代,家家都还在为温饱挣扎,谁都没有多余的粮食来支援国家,虽然他们非常热爱那个伟大的毛太阳(不热爱不行,有一个地主婆,在厕所里面扎了一个草人,插上点猪毛,每次上厕所时就用尿冲一下,结果被告发后,遭到了残酷的斗争),但要把老婆孩子的口粮拿出去,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但是,伟大的土改过去没有几年,更伟大的公社化运动来了,全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统一吃饭统一干活,当初分到的田地现在又要全部交回去了,虽然心中有点不情愿,但形势比人强,此时我外公的聪明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粮食交出去,砸掉小锅换大锅,家家都上食堂排队吃饭,外公辛苦几年的劳动成果,就只剩下了房子几间了,因为连门上的铁拉手,都已经被交出去“大炼钢铁”了。

“大战五绵山,改造冬水田”是我的家乡在那个大跃进时代的战斗口号,田地要深翻几尺,挑无数担的石灰倒在地里面说要改变土壤的酸性,把那些“冬水田”的水全部放干,改造成可以种水稻和麦子的良田。挑点夜战,到处红旗飘舞,到处热火朝天的景象。对这些场景不熟悉的人,你现在去网上看今天重庆红歌的图片,基本上就可以领略到当年的神韵。

不懂种田的人不知道,在那个没有水渠浇灌的时代,冬水田是当地的小型水库,养鱼、养鸭,洗衣、挑水都靠这些积水的田。几年后,当这些傻事都做完,浮夸的风头过去,生态的灾难就出现在了大家面前,但那些鼓吹者和领导者,早就已经升官的升官打倒的打倒,只有世代蜗居的农民在默默承受到来的苦难。

集市贸易被彻底取消,外公的专长也就没了用武之地。进食堂的第一年,那日子真好,吃饭不要钱还管够,大家都去忙“大战五绵山”了,地里的红薯都没有人收。但紧接着第二年,粮食没有了,大家才开始的有点傻眼,于是限定每人每天二两粮。上级领导也有下来视察,要问:够不够吃啊?你必须回答:够吃!还吃不完!如果你不这样回答,面对的就是批斗和折磨,理由很简单:你说不够吃,你身上的肉是哪里来的?你为什么没有饿死?

如果有人从天堂一步跌入地狱,那就是中国的食堂化农民了。这个时候,外公的聪明与狡黠又开始发挥作用了,凭着他的这个特质,带领着老婆孩子一大帮,度过了中国农民人生最艰难的三年,而他及家人安然无恙。

一、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捞到了一个替公社喂养公猪的差事,这个“公”不是“公母”的“公”,而是“公私”的“公”,公家的猪场,在一个河滩里面,就我外公一个人负责喂养。这是一件在干部之外,仅次于食堂炊事员的美差,外公凭什么得到了这个好差事?外公从来没有交待过。

二、 起初的时候,喂猪还有糠和碎米,这是喂小猪的饲料,外公把碎米煮下去后,就故意不铲动,等到水开了再去铲时,碎米就了一个个的小团,捞起来藏在那里,晚上就可以给孩子们吃。

三、 外公每次回家时,都把背兜底朝上背着,这是向其他人说明:我是空手回家的,没有偷拿公社的东西,那个时候,东西已经非常紧缺,偷拿东西,将是非常重的罪行。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了把碎米偷偷带回家,外公故意这样做的。他把碎米装在一个小口袋里面,捆在背兜的底部,再把背兜倒过来,小口袋就相当于吊在背兜的底下,大摇大摆地回家了。我舅舅给我讲的时候,很得意于我外公的聪明,但我想,万一路上有一检查,一定要看看怎么办?不过,到目前为止,这都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聪明的办法,远比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的办法要高明。

四、 慢慢的,粮和碎米都成了稀罕物了,外公就打起了那些小猪崽的主意。好在猪场远离村庄,悄悄的杀了,在煮猪草时,把小猪内放在下面,再盖上簸箕,上面才是煮的猪草,煮熟了,晚上偷偷的带回家,几个孩子吃了个饱,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出门千万不要说。我妈说,她坚决不吃那个东西,想来那也不会好吃,我妈那里已经十八九岁,刚从高小毕业,是当地的文化人了,担任公社的记分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外干部了,小有点特权,她不吃这种猪肉,还能够生存下来。有些左痴怀念那个时代,说什么那个时代的官员“两袖清风”,我觉得是睁眼说瞎话,只是那个年代,物资确实太贫乏,所谓特权,也就是多吃点多拿点而已。

食堂化搞了三年,饿死的人太多,确实搞不下去了,只好就解散,但土地不能再分回去了,只是不集体吃饭,但仍然集体劳动,这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饿肚子是真实的,就又再退一步,每家都分一点自留地,那些边角荒坡,每家有几分,可以种点蔬菜瓜果,自家庭院可以养点鸡鸭,但是总数要控制,如果多了,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种现在看来非常搞笑的事情,当时却非常严肃认真的在执行,这就让天生具有商人天赋的外公很是痛苦,不过他却从来怨天尤人,他就象石缝中的一棵小草,只要给他一点点缝隙一点点阳光,他就顽强地生长出来,茁壮地成长。在那仅有的几分地里,他总能找到最时新种子最实用的方法,成为当地领风气的前辈。

可惜,在很长的时间里,自由的集市贸易都是被禁止的,我的母亲就有提着花生去卖,被城管没收了秤和花生的屈辱经历。

外公家依然是贫穷的,如同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这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贫穷,因为当时有两个不许:“这也不许,那也不许”,那些偷偷摸摸去赶个场的,那些想做个简单交易的,都在一片社会主义经济的浪潮中,在政治正确的光辉下,变得惨不忍睹,遭受了无情的打击。所有的农民,只能在县的范围内在一天的时间内流动,否则就叫盲流,没有介绍信没有粮票的农民,被捆在了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辛苦劳作,挣“工分”,分粮食,年终再来决算,很多人家里还要补钱给集体。外公只有在那个自留地狭小的空间,尽可能地施展他的才华,但也只是温饱而已,家里的房子还是那个老房子,都已经二三十年没有重新修葺了,大舅结婚后,分出去单独过,仍然是贫穷的。

基本上说,外公的一生,就是努力地摆脱穷困的一生,却仍然穷困的一生。

之五:寿终正寝

有一些大事件,足以影响历史影响这个历史中的亿万人,但是,身在其中的屁民其实并不知道,事件来了,他们也无从了解事件的意义,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真相。

比如,突然一天早上起来,发现到处的墙上都贴着“打倒林彪反党集团”“誓死保卫毛主席”标语,外公他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文化大革命的副舵手”为什么要跑到“瘟猪儿汉”去摔死,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的人生将产生何种意义。

同样,当一天,生产队的大喇叭响动哀乐,遍地都要搭灵堂人人都要戴白花时,他们也不知道这事件对他们今后生活将产生何种影响,他们已经习惯于按别人要求做事情,按别人要求去行动,生产、劳作、吃饭、睡觉,艰难地生活,在这些无数的要求中间,他们能够找到一丝丝的个人主义的杂念、一丝丝的资产阶级的享受,他们也是胆颤惊心的。

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以到处贴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热烈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标语了,外公他们仍然不明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之前神州大地悄悄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他们更没有小岗村那些农民的觉悟与胆量,他们仍然在认真的耕种着“社会主义的草”,为一碗温饱的饭在挣扎。

终于有一天,包产到户了,那些从地主手里拿来然后又交回去的土地,现在又被承包出来了,不过,当时还没有说承包,只是说包产到户,就这样,外公和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激发了无穷的热情,虽然还是要上缴好一部分,但现在劳动的成果毕竟季节结束就能够看到。第一年家家能够吃饱,第二年农家仓里有点余粮。李闯王说“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虽然农民没有认真想过,不纳粮,闯王和他的兵吃什么?但这样一个虚假的承诺,老百姓都愿意拥护,更何况,现在家家有余粮,这是几十年没有过的事情了,党的政策好哟!

可惜的是,这时的外公已经衰老了,下田干农活已经勉为其难,更何况,外公的长处根本就不在此,他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经商天赋,在此时得到了释放。外公做了一个非常有成效的投资,不知道从哪里他搞来了一头小牛,这牛和川西平原的水牛和黄牛都不一样,叫“摩拉牛”,毛黄黄的却长得比水牛还壮实,一条小牛犊,外公细心地照料它,我也曾亲自帮外公放牛,把饭团喂给它吃,喝米汤,象照料孩子一样,一次,小牛犊生病了,外公的朋友,一个老兽医亲自来住了好多天,直到它病好的才走,牛长大了,大得威武雄壮,长得相当漂亮,力气大耕田也是好手,那个时候,家家都在努力耕作自己的承包田,牛成了稀罕物,于是,“摩拉牛”卖了两千多元,那个年代的两千多元,好大一笔财富哟,之后的十年内,“万元户”都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富翁”。

这是外公晚年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的收山之作,之后,他是彻底的老了,赶场喝茶喝酒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干瘦,还带着长时间的咳嗽,儿女都已经长成人,重孙辈也都已经出世四世同堂了,耕牛也慢慢淡出了耕种,外公就只有长时间地躺坐在躺椅上,从屋檐下望出去,看作他辛劳一生的田地,看作他蹒跚一生的田间小路。

有一天,当我的小表弟端着一碗中药给他递过去时,才发现,他已经长眠在那躺椅上,静静地离开了。

外公走过八十三个春秋,终于寿终正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外公与命运与贫穷周旋了一生,最终没有抗争得过命运。

外公去世之时,我刚好下海,也在继续着与贫穷抗争的命运,我甚至没有多余的精力与金钱回去送他最后一眼。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了解外公的一生,之后的十年,我遍尝人生的贫穷与富足、艰辛与荣耀,我才慢慢体会到外公平凡的一生所包含的巨大历史意义所在,十年后,外婆去世,所有的兄弟姊妹从四面八方,放下手中的生意,打着飞的赶回家,将外婆风光下葬在外公的身旁,我才觉得:我愧对外公。


      本文录自--博克中国《与党同寿〉梦想阳光的专栏--2011-05-30 0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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