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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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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保护与思想解放  

2016-12-09 15:29:28|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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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经济的事情,毕竟是企业家在掌控,除了公权力之外,企业是社会最大的力量。我觉得比起知识分子,企业家还是更重要的。

        2016年11月27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该意见开门见山地提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随即又点出当前产权保护的一些薄弱环节:“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

2016年11月15日,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法人财产权研讨会”上恰巧就类似主题做了一个发言。恰如该《意见》中所提,“必须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形成良好预期”。我们刊登此文,供读者参考。

我对企业问题是外行,不过讲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有些想法,但没有什么准备,想到哪讲到哪。

税收的来源

大家让渡出一部分自由权和裁决的权力,交给一些管理人员。这些负责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时间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没时间去生产了。于是,大家协议送给他们一点财物作补贴,这就是税收的来源。

约翰·洛克说过:“财产是可以继承的,权力是不能继承的”。这里“权力”当然是指政府的权力。那就先从我理解的洛克《政府论》有关私有财产的问题讲起。

政府是怎么来的?原始人是没有政府的,怎么会出来政府呢?政府最基本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保护私有财产。

原始时代,大家都在森林里或原野里,谁能够抓到鱼或是打到兔子,自己就享用了。自然界的植物或动物是无主的,谁都可以拿,不存在“是谁的财产”问题。一旦你付出了劳力,打到了这个兔子,是凭本事把它打到的,这个兔子就不能被别人抢走,应该是你的。但是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之下,别人可以抢走。比如有人特别懒,不愿意去打猎,或者没有狩猎的技能,但他有力气,就把人家打来的东西抢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需要立一点规矩:兔子是谁打的,就得谁来享用,别人不能随便拿走!

谁来行使这个规矩呢?于是在一群人里,某些比较有本事,比较聪明,或者比较有威望,比较公正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成为树立和监督规矩的人。用洛克的话来讲,就是大家让渡出一部分自由权和裁决的权力,交给一些管理人员。这些负责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时间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没时间去生产了。于是,大家协议送给他们一点财物作补贴,这就是税收的来源。

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时候,有“脱产干部”之说。因为当时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应该生产,“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纺棉花、种地。但大家需要有人去做全日制的行政工作,所以就有了一批脱离生产的专做管理的人。“脱产干部”这一说法的前提是人本来应该都去生产,但由于没时间,所以只能脱产,全职做管理。记得土改之后不久的农村,想让一个农民,而且是比较会干活的农民当干部,他是很不情愿的,家里人也不高兴,需要动员,因为他得到的津贴少于他生产所得,觉得是吃了亏的。那叫做为革命工作而牺牲个人利益。

中国还能出现百年老店吗

政府跟私有财产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

这就说明政府跟私有财产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所谓私有财产是什么东西?最开始就是个人的劳动成果。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所以后来有“知识产权”。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时候,把脑力劳动撇在劳动之外,只有纯体力劳动才算劳动。于是所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成为“不劳而获”的人了。在这个前提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向劳动人民看齐”。再后来,到“文革”时期,连八级工资制都算“资产阶级特权”应予取缔。就是说工人的技术熟练都不算了,技术高超的老工人比刚从学徒转正的工人多拿一点工资也不行了。这是向绝对平均主义倒退。起初好多事都想不通。后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消灭三大差别”,我恍然大悟,认为说得对,可不是嘛,“脑力劳动向体力劳动看齐”,“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最后大家都去当农民,三大差别就消灭了!其实这完全是社会大倒退。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扭转倒退,转向前进。他反对知识青年下乡,让知识青年都回来。他说是城市改造农村还是农村改造城市?因为当时让知识青年全回来,有很大阻力。有人认为知识青年就应该向劳动人民学习,锻炼锻炼。邓小平说,应该是没有文化的人向有文化的人学习,不能让没有文化的同化有文化的人。此事我印象很深,从而想起来,民国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下乡,是带知识去普及文化,教育农民。而“文革”时知识青年下乡,则是向贫下中农学习,让文盲或半文盲管理学校,把知识全丢掉了。

改革开放到今天,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积累了很多资源。物质上的资源,我们国家经济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过;精神上呢,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以后,思想也从最严格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现在我们能够在这开会,在这里畅所欲言,这是开放思想的结果。在开放之前,我们都不能这么说话,各抒己见。所以改革开放在精神上也是有一定的成绩的。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弊病。比如说,腐败问题,贫富悬殊,还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滑坡。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现在有一帮人,思想倒退,认为应该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认为穷人和富人差别那么大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还不如过去大家都一样穷的好。实际上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根本就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没挨过饿。在他们想象中,那个时代是一片田园风光,大家过的俭朴一点也挺好的,而且大家是平等的。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时的特权、劳动大众生活的困苦和种种违反公平正义之事。

对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来说,现在做事,总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现在有互联网,不同意见更多。那种一呼百诺的情况是倒退,适足以造成耳目闭塞,多犯错误,以至于达到“文革”那样的全民的灾难,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了,GDP大大增加了,但因为改革不彻底,所以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说改革不彻底?从马克思的理论来讲,上层建筑已经束缚经济的发展了,那上层建筑非改不可。社会有这么多问题,不能用上层建筑倒退的办法来解决。民营经济感到很大压力,没有安全感,这对经济发展很不利。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也得适合市场,该卖什么,该生产什么,应该顺应市场。如果国企不是由客观的市场需要来决定,而是由主观的政治观念来决定,也难以发展。

关于私企的困境,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有的民企已经遇到交班的问题,我碰到好几个民营企业家,就是没有办法交接班,只好卖掉。

大午集团这样优秀的企业是非常特殊的,全国也没有几个孙大午。这里已经形成一种企业文化,形成所有员工的共识。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个模式未必能在全国推广。其他的私有经济,民营企业在交班的时候,第一代企业家要退休的时候,怎么处理呢?会不会都给卖掉了?中国还能出现百年老店吗?

学术更应保护个体探索精神

有的课题先有了结论,大家再去查材料,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根本连学术的规律都倒过来了。

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这个情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还算基本符合学术规律,根据每个人的选择来研究课题。后来就逐渐提出“课题制”,演变成所谓的“大兵团作战”,“联合攻关”。上面下令,要搞一个什么“工程”,制作一批精品,大家一起来攻一个课题。

有的课题先有了结论,大家再去查材料,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根本连学术的规律都倒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个人可以选择不参加,但是这里牵涉到很大的利益问题。搞学术的人,常规工资很低,一个博士毕业以后到研究单位工作,要是不做课题的话,起步工资可能还不如一个家政工人。但是有课题的话,参加课题的人,实际收入就可以多很多,这让大家不得不做课题。课题制本身是束缚思想,因为课题题目本身就不是你自己选的,你对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却非研究不可。现在主持课题的人被称为老板,因为他掌握这些钱,他可以找一批学生或年轻的研究员来完成课题,也可以决定把课题分给谁,学术研究变成了计件工资制,看数量不看质量。出版的问题。出版本来是要看市场的,读者多,销量才大,出版社可以根据书的质量来选书,或根据对读者面的估计决定印刷多少本书。现在因为有课题补贴给出版社,出版社根本不用考虑什么市场问题,你给钱,我就出,所以很多书刚刚印出来就送仓库了,或者销毁了,造成了人力物力极大的浪费。本来完全应该是最个体的东西,也这样去“集体制”,而且是走向计划经济。

我们看到,美国、欧洲也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基本源于从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型。一是全球化,二是数字经济。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想关起门来搞经济,搞研究,已经很难了。即便主观上想关门,也关不上。就是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想回到孤立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在工业化的时代,经济就已经国际化,何况互联网时代。现在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在思索应该怎样来适应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来了,你不适应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上层建筑,比如民主制度的改进,也会出问题,所以欧美也在探索。

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因为国家机制能够调节劳资的关系,经常用和平的手段来改革。而当前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但得利的还是少部分人。所以现在美国的工人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因为全球化削弱了美国工人的谈判力量。以前每隔一定的时间,工会就可以提出加工资的要求,然后和资本家谈判。现在资本家可以不加工资,而是到海外投资。

不过欧美国家遇到的问题同我们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能因为他们出了问题,我们就向后看,或者夜郎自大起来。

企业家比知识分子还重要

我写的东西不是给领导看的,是给愿意看的广大读者看的。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普通公众的想法。普通人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另一个讨论题目是思想解放。现在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该怎么应对?如何进一步思想解放?应该怎样避免别人已经发生过的弊病?最可怕的是,整个世界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我们还想从工业化时代退回到用农业经济时代,甚至是小农经济时代的惯性思维来考虑问题。

我们还应该从一个习惯中解放出来,就是眼睛永远向上。我有时候写一些东西,有的读者觉得不错,于是就跟我说,你真应该让某某领导好好看一看你的东西。我说我写的东西不是给领导看的,是给愿意看的广大读者看的。但从另外一方面讲,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普通公众的想法。现在教育普及了,相当多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可是这一批人在各个工作岗位,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们的思想怎样呢?我感觉最悲哀的、最要命的,就是相当多的人比他的领导还保守,领导往这边偏一点,底下赶快就跟上去,变本加厉地往错误方向推。普通人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发展繁荣需要有一大批新兴的企业,有一批很有思想的企业家,原指望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但很多人都想依赖政府,或者当红顶商人。可市场是硬碰硬的,不遵循经济规律,马上就会受到惩罚,企业这样搞下去,能兴旺发达吗?当时邓小平之所以要发表南方谈话,就是因为发现经济出现了问题,所以要他挽回这个局面。

经济的事情,毕竟是企业家在掌控,除了公权力之外,企业是社会最大的力量。我觉得比起知识分子,企业家还是更重要的。没钱是办不了事儿的。如果企业大批关门,劳动者大批失业,会给决策者造成很大的压力,或者这也可以成为推进思想解放的动力?

(本文经作者修订,刊发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在大午集团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文录自凤凰网-凤凰评论-时评-思想评论-来源:南方周末 2016.12.09-作者: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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