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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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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万里安徽凤阳、金寨两县之行  

2015-07-20 07:41:48|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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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1977,万里的凤阳之行

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来说,不过是极平常极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天,和以往的无数个日子一样,他正领着来自苏、鲁、冀、浙、皖五省二三百个农民弟兄,忙碌在凤阳县轧花厂打包车间的建筑工地上。那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一栋七十九间房的三层楼。他不可能会知道,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这天,抵达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这种变化,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尽管,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迈的唱腔,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八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组合拳”,很快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历时二十多天的这次调查,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的班子中,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了。早在1954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就是说,十多年来他一直就是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的负责人。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二十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八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

“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十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本文录自凤凰网读书 > 凤凰副刊 >2015-07-15 17: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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