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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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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北大校长:100名工农兵学员全是干部子弟  

2014-08-04 00:17:37|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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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核心提示:秦力生说道,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1972年北大工农兵学员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博报,作者:杜钧福,原题为:《记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1972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周恩来主要向他们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干部子弟“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

当时听传达,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1976年, 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研究所里了。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对, 这批人里也有不是走后门的,当然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干。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中科院,特别是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文革中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反修防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中科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计算他们之后的日子。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作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前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这些思想变化为四五运动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员仍然模糊不清。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须事事服从毛泽东的指令,甚至屈从江青的淫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在我所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 之类。“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在文革前期,这些干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此时必须予以补偿。

本文录自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知青 >2014年07月22日 11:42-来源: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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