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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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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  

2014-05-26 00:07:58|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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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曾有人写文章,称焦裕禄在兰考任县委书记,不可能不抓阶级斗争,并有各种举例。我初看这篇文章,感觉不可思议:焦裕禄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抓阶级斗争本来是应有之事,问题是他工作的重点在生产而不在斗争。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明白了:当年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搞生产自救,不仅与天斗,与地都,也要与人斗。没错,焦裕禄曾经与一个疯狂、没落、愚昧的阶级有过坚决的斗争。

按:焦裕禄19461月在家乡淄博入党,正式参加了区武装部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到了河南,分配在尉氏县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团委副书记等职,又先后在共青团陈留地委、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宣传部长、第二书记等职,一直到1951年。19536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先后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19626月,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19643月,焦裕禄因病离开兰考,住院治疗,直至当年5月去世。

焦裕禄去世前,曾对他的战友张钦礼留有遗言:钦礼同志……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这段话曾经感动不少人,被视为焦裕禄精神的升华。

其实,从上面列出焦裕禄的简历看,他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洛阳矿山机械厂,10年,在兰考只有一年零几个月时间。按照党的干部“成绩”算,兰考并非焦裕禄一生工作的“得意”之地,我觉得,也非他一生工作取得最好成绩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有关焦裕禄的评价,虽然集中在兰考一地,但那是后人的评价。焦裕禄做人、为官的特性并没有因为他去兰考而有改变,他在尉氏、洛阳工作期间,也是勤勤恳恳,热心为民的好干部。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兰考留下这段遗言呢?

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遗体运回老家,父母生他养他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遗体安葬在尉氏,他曾两次在那里工作了四五年时间;为什么不安葬在洛阳,他在那里工作了10年,可以说,他的现代知识、思想、思维,都是在洛阳学到的。为什么他偏偏向组织提出,把遗体埋在兰考的沙丘上,埋在一个自己仅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焦裕禄这句遗言,不仅是说给“自己人”的,也是说给“那些人”的。

哪些人呢?

现在人听说焦裕禄给兰考带来了自力更生,会觉得奇怪。干活才有饭吃,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兰考人难道不懂吗?

这个疑问有道理。焦裕禄的报道问世后,我听到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怎么兰考人连农业生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放着眼前的土地不管,坐等政府救济?似乎不是这个理!

这就是当时的特定环境。不是兰考人不懂,是当时的领导不叫他们懂这个道理。这些领导从思想上把兰考人掐死了。

为什么不叫兰考人搞生产?领导自有领导的道理。

1958年起,兰考陷入天灾、人祸的双重循环,成为河南省一个积贫难返的重灾区。

常年救灾工作,使兰考县党政两套班子,围绕救灾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思路,不是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而是“等靠要”。上一级党委,也围绕着等靠要式的救灾,形成一套干部配备、管理办法。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兰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所谓地方势力,社会、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从地方到上级,围绕着这个已经形成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制度,逐渐罗织出一张覆盖本地的网络。

当这张网络已经形成,而且成为当地政治生活的关系纽带时,任何一个外来人,要想加入到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你卖身投靠,加入其间,听命于老大;或者你后台势力足够强大,能与地方较量。如果不是,哪怕你有天大的能力,地大的智慧,也只能是派来的花瓶,是个摆设、过客。否则,就会被整到头破血流,最后清理出门。道理非常简单,你不是自己人,你是个“异类”。

这里已经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分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敌友”概念,天真者所坚持的革命理想、激情似火的年代,统统化为一桶冰雪水,兜头浇下。这里只有“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别,只有地方势力,以及维护势力的各种利益。

这种势力所及,即使到今天仍然如此。不过在不同年代,所表现形式不同,或政治,或经济。

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是个工业干部。1962年,在渡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又因为河南农村的县社两级干部,自1957年以来,已经被整倒的差不多了,机构架空。所以,省委决定从工厂抽调一批基层干部,充实到农村去。焦裕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洛阳矿山机械厂到了农村工作。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是个“外来户”。省里调工业干部到农村任职,这个政策本身就会遇到地方势力的阻击。

焦裕禄出身农村,种过庄稼,又是从工厂下来干部,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的惯性思维。他到了兰考以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组织生产。显然,这不符合地方官员们的观点。因为要生产,就要重新组织干部,建立机构,制订方案。一句话,就要打破原有的势力和势力范围,打破原有的组织和干部路线,按照生产的要求重新制订一套新的管理办法。

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焦裕禄的工作思路,已经触及到权势,触及到地方势力。在“灾荒”面前,你要是等救济,靠上级,伸手向国家要,那么就和地方为伍;你若是搞生产,自力更生,那就不仅要和灾害斗,还要和周围的人斗。为什么在焦裕禄身前身后,都有人反对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才是真正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

人们在报道焦裕禄时看到的热闹场景,看到鲜花缤纷,歌曲、戏剧、电影高声歌颂,其实都是表面,而且都是外人给他的。人们看不到在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他与地方势力的斗争。在献给焦裕禄的鲜花和颂词背后,始终存在肯定与否定的声音、支持与反对的势力。

这个现象,文革前焦裕禄时期存在,文革中也存在,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临终遗言,不仅是鼓励“自己人”,同时也告诉“那些人”——我和你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本文录自凤凰博报-2013-07-24 10:03:32-乔海燕的博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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