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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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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关于土改的动员功能——对土改的认识(三)  

2014-03-24 00:39:19|  分类: 书摘鞠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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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8 08:10:17|  分类: 书摘鞠英|字号 订阅

书摘鞠英之十二             传统上就是实行村社土地所有制,土地是公社的不是个人的。俄罗斯在传统时代和我们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点类似,土地是归村社所有, 然后分给农户耕种,而且每隔三年就要收回来重分,因为要保持平均。那时平均主义是很严格的,每隔三年就要收回来重分,而且除了大田耕作以外,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也是集体进行的,比如集体修水坝、集体建立仓库,集体建立面包房等等。
      因此斯大林说,我们俄国的农民和西欧农民不一样,我们俄国农民有集体主义传统。因此我们俄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比较容易,我们不需要像恩格斯那样保守。那么1929年,苏联就开始搞全盘集体化,但是和斯大林讲的恰恰相反,俄国农民反抗集体化可以说是非常强烈。全盘集体化从1929年到1932年这几年,苏联的农村几乎是处在一个战争状态,仅仅伏尔加河流域一地,1930年就有70多万农民卷入叛乱。苏联红军曾经最多一次出动过三万多正规军包括飞机、坦克都用上,去对付农民,而且发生了很多次红军的哗变,因为红军本身也是农民,是穿军装的农民。这么对付农民他们也觉得很受不了,而且后来集体化终于实现但是代价非常沉重。大家知道在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为了不把财产留给集体农庄,几乎杀光了他们的牲畜。集体化以后,苏联的农业一直到1953年都没有恢复到沙皇时期的水平,这是生产没有恢复到,但是粮食的征购远远超过。这真是像斯大林讲的那样集体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解决了向城市供应粮食的问题,这时候农民不种是不可能了,因为都是把你都圈起来了,你不种也得种,而且种下来的东西直接就装到公家仓库里头。 想运多少就运多少,不会碰到抵制的问题,而且即使是饿死了多少人也还是可以运出大量的粮食。
 
      那么这一点很有效率,但是集体化的代价是相当惨重的。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验,1956年,1955年中国要搞集体化的时候很多苏联专家是反对的。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俄罗斯的农民自古以来就是村社土地所有制,自古以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而我们要搞集体农庄况且这么困难,农民反抗那么厉害。你们中国农民和我们俄国不一样,倒是和恩格斯讲的西欧农民有点类似,你们的农民自古以来就是小私有者,用毛主席的话来讲,人民公社好,好在一是大,二是公,这就是所谓一大二公,而我们原来的农民是一小二私。那么那些苏联专家说,我们的农村公社社员要变成集体农庄尚且那么困难,你们的一小二私的农民变成一大二公怎么可能呢?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不太了解中国,毛泽东应该说比他们更了解中国。那么毛泽东没有听他们的,他还是搞了集体化,而且最终结果发现,中国农民接受集体化要比俄国农民阻力更小,这倒不是说中国农民喜欢集体化,应该说中国农民并不喜欢集体化,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抵制集体化。
 
      集体化在中国比当年的俄国要顺利得多,在集体化期间,中国也发生过农潮,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发生过农民反对强迫入社,要求退社,在1955年到1956年期间尤其是东南沿海江苏的泰县、浙江的仙居、广东的中山、灵山这些地区都发生过农潮,最严重的浙江台州曾经出现过三千多农民跑到县城把公安局都砸了,闹得不可开交,这个事件。但是总体来讲比俄罗斯比当年的苏联要轻得多。中国平息这些农潮也比较容易,一直就没有动用正规军,那么为什么一小二私的农民变成一大二公反而比较容易,俄国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农民 ,接受集体农庄反而那么困难呢?这一点是苏联专家不能理解的,苏联专家说我们的农民是集体主义者,他们接受集体化还那么难,你们中国农民本来就是一小二私,怎么能那么快就变成一大二公了呢?
     
     关于这一点,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小农比俄国的传统村社社员更易于被集体化呢?其实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中国和苏俄土改是不一样的,苏俄的土改是农民自发搞的,主要就是表现为农村公社的扩张把沙俄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的私有土地都给没收了,把它重新变成了传统农村公社的土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村社认同和村社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土改虽然和俄国的土改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恰恰相反,这两国的土改都把地主的土地给搞掉了,这是共同的;但是对于乡村小共同体的公有土地也就是俄国的农村公社和中国的族庙公产,这两种土改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俄国的土改使得农村公社普遍化,土改以后的俄国农村全部都是村社土地和以后的集体农庄相比,只是生产是由各家各户自己进行的,土地是公家的,农民也以此作为纽带有很强的凝聚力。但是中国恰恰相反,中国通过土改把传统农村中并不多但是还存在的一点村舍土地,就是所谓的族庙公产性质的小共同体的土地,也给彻底搞掉了。
 
      应该说从商鞅变法以来,两千多年中国的土地从来没有像土改以后的那几年那样,达到百分之百的私有化。虽然商鞅变法号称就是搞了土地私有制,但是中国农村一般来讲或多或少还是有传统的共同体财产的,这些财产彻底被搞掉就是在土改中,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仅仅隔了没几年,从百分之百的私有一下就变成了一大二公,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55年、1956年的时候,真正发生农潮的地方,恰恰都是传统时代族庙公产占耕地的比重很大的那些地区。也就是说传统时代小共同体认同比较发达的那些地区,像广东的中山、灵山、江苏的泰县,浙江的仙居等等,东南沿海地区都是这样,中国的黄河流域、华北地区,传统时代族庙公产就很不发达,那些地区几乎是纯私有制地区,但是恰恰是那些地区搞集体化特别容易、特别顺利也没有发生什么农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土改它的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人民公社解体的时候,发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家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8年开始一些农村就在自发的推行,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直是不承认的,一直是不允许的,我们的政府一直当时说是不准包产到户,一直到198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人杜润生同志,他后来是农村改革的象征性人物,后来他是非常支持农村改革的。但是他当时一直到1980年他还在《农村工作通讯》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说,“包产到户绝不能允许”,说农民一旦允许他们包产到户,很快就像堤坝开了一个缺口,很快就会把集体经济给冲垮,因此当时包产到户最早的时候农民是冒着风险的。
 
     那么当时有一些农民就宁可冒险也要搞,最有名的就是小岗村的案例了。据说小岗的18户农民他们集体开了个会,决定要在这个事情上同生死共患难,定了一个生死文书说我们现在搞包产到户,如果村干部为了包产到户被上面整了,坐牢了,我们全村农民把他们的子女养到18岁,什么等等。大家知道所谓的生死文书盖了18个手印的这个文书,那么现在有一份保留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头,但是这一份是假的,因为在小岗农民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事情将来会进入了博物馆,因此这个事情过了谁也没有把这个东西留下来,最后博物馆要征集文物的时候,他们假造了一份,以至于现在就成了一个公案。但是虽然这件文物是假的,但是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是真的。
 
      那么到了90年代,由于小岗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一场讨论。我们社科院农发所一位学者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小岗悖论》,他说小岗这个事情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呢?他说小岗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用集体主义精神来瓦解集体,他说这怎么能理解呢?他说,小岗农民如果真的那么团结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生产呢?如果他们在一起生产都闹不到一块,各个都要偷懒,那他们又怎么能够同生死共患难 
签订这样一份生死文书呢?他说这是很难理解的,可是老实说照我看这太容易理解了,这太容易理解了,这个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想在座的各位不知道有什么高见,我们现在留下一些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中国的集体化包括所谓的农潮,包括所谓的小岗村的这个事情,它到底说明了什么?这个所谓的“小岗悖论”,到底该怎么解释?大家不知道有什么见解?

      摘自华商论坛 -> 华商杂谈 ->2009-09-11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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