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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谈公共食堂:农民稀饭都喝不上 被折腾得够惨  

2013-05-21 09:08:15|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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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核心提示: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作者:田纪云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原题:《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本文系节选

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并试图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纠“左”的,即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但半路上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彭德怀大将军根据他到各地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已的意见。彭德怀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不少人头脑发热,浮夸风滋长蔓延;所谓“粮食创高产、粮食翻一番”是自欺欺人,有损党的威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导致我们犯了“左”的错误,丢掉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后,认为彭德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的方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反“左”一下子转为反“右”。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等人作了错误的处理,并发出《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要求从上到下开展所谓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从此,浮夸风、共产风非但没有刹住,反而越刮越凶,到处“插红旗拔白旗”,不知多少人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的折腾下,加上1959、1960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农业全面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困难,城乡市场供应紧张,浮肿病、非正常人口死亡大量出现。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1961年,安徽、贵州、甘肃、河南、湖南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产到户”即责任田的办法,得到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并对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曾希圣等人作出了错误的处理。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有多大,是现今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本文录自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2013年02月22日 08:30-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田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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