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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聊骚】从徐霞客的旅途性生活说开去——文/马庆云  

2013-04-30 07:20:22|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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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中国历史,但凡有一点辉煌的,背后都是血泪。长城自不必说,早便有孟姜女哭过了。京杭大运河更不用提,开河工都不知死了多少了,甚至于我们的文学史上所谓的值得炫耀的地理旅游读物《徐霞客游记》,都带着那么些剥削阶级的味道。或许,在一个以农耕定居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中国“封建”社会,旅游本身便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若是再能写一些旅游杂记,便是奢侈之上的奢华了。当然,我们后人读游记,自然会把徐霞客当做一位优秀的旅行家乃至于地理学家来看了。纵观徐霞客的遭遇,实际说明一点,即使你是剥削阶级,只要会写些“扬名立万”的文字,也便能名垂青史。因此,文学,有时候,也是历史的遮羞布。

经历过明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之后,民众开始相对富足。在中国古代,所谓民众富足,不过是土地再次从零散到被集中兼并,从而取得“集约化”耕种模式,产生更多的“大地主”,然后造成民间资本富足的“假象”。毫不客气地说,地主阶级(这个词用在这里,尤其是阶级二字,是欠妥当的)的富足,是明朝社会富足的主要标志,当然,也存在建立在地主敢花钱基础上的商业文明的兴盛。中国“历史时期”(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走过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从未真正登上过历史记录的舞台,他们的穷困与否,也并未影响历史记载中的“盛世”还是“凋敝之年”。

我们从多种历史记载中均可得知,明中期一直到李自成之乱后,一直是明朝的“盛世”状态。这种记载,除了史学资料之外,更平添了一种所谓的小说,如《金瓶梅》等市井文学一样,让我们得知了中国明朝有地且多地之家的富裕生活是怎一状态的。我们印象中的大旅行家与大地理学家徐霞客,便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有地且多地的“地主”之家。有地,从而有钱,是造成徐霞客能够出去旅游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也可以深问,为何独独是明朝而非唐宋出现了这么一位不要功名只愿旅游的人士呢?除了富足的生活保障之外,还有什么历史原因促成之吗?我觉得是有的。自隋朝开了科举制度之后,读书人平生的最大目的,便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尤其在唐宋两代,虽然也出现了能够供养文人旅游的大地主阶级,但文人因为科举的引诱,而都去考功名了,少有功名之外的追求。但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则一度中断了科举制度,这造成一个致命的影响,文人必须要在朝廷之外寻找谋生的手段了,所以很多文人去跟妓女合作,写“元曲”去货与嫖客家了。

元朝对科举的中断,对文人造成的最深层次的影响,则是,让文人清醒地认识到“政权”的可鄙性。以往的文人,是处于政权中心位置上的,所以带着士大夫的气度与精神。但元朝的事情告诉文人,“你们就是个屁”,没有你们,政权一样运转。即使后来明朝开国,重新恢复科举制度,也未能挽回读书人对“文人是个屁”的思考。中国的读书人第一次深刻地体悟到,他们只是政权体制的附庸,而非本身便是政权体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开始有大量的文人徘徊在政权体制之外。也因此,中国从明朝开始,小说等大部头的艺术作品,才大量涌现。文人开始学会种地耕读,而不再进入政权体制。也就是说,中国文人,终于在科举之外,找到了自身的存在方式,有了更广泛的追求,虽然这种转变,是首先建立在政权把他们当了屁的基础上的。

这种生存境遇的改变,也直接带来中国明末思想的一次大革命——朝廷跟天下终于区分开来,一个朝廷的倒掉,并非天下的倒掉。不可否认,徐霞客所处的大时代,便是这样的思潮背景。徐霞客是地主家庭,但不去科举考试,只醉心旅游,正是中国的有钱的读书人开始不鸟政权不进入体制内部的最好明证了。如果当地主也能很好的养活自己的话,何苦去给一个朝廷效命呢。中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最严重的一次冲击,这次冲击,可以说是建立在土地和商业繁荣的基础上的。

但我们必须要指出,中国的文人从未完全独立于政权体制之外。他们一方面标榜自己在体制外的“悠闲”状态,一方面又要与体制内的官员保持良性关系,甚至要利用这种“潜规则”来为自身服务。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三》中,便有过一种记载。崇祯十年秋天,他在广西旅游。根据当时法律,私人是无权动用公家的驿站的。但徐霞客与当地的地方官有私交,此地方官赠与徐霞客“马牌”(类似于使用驿站的证明信之类的),老徐依靠这个马牌调用了沿路的差役。

《徐霞客游记》里边,对这种调用有了一些比较有史学价值的记载。按着这种记载,笔者可以略微推测一下:差役是一站一换的,服差的,都是当地村子里边的村民。在游记里边,徐霞客甚至写到,伺候他们的差役到达一个村庄之后,逃之夭夭,他和侍从抓住两个拷打,让其找出接班的差役的事情。如果当读者阅读到徐霞客竟然使唤两个女人为自己抬轿行走的时候,自然也便觉出《徐霞客游记》背后的血与泪来了。

我们在一般的读物中经常会看到,说徐霞客亲自走了“祖国”的大川大河的,是爱国者云云,殊不知,在中国,最讲求特权,但凡能让别人抬的地方,他们是绝不自己走半步的。中国明朝中叶之后的文人,虽然与朝廷保持了“体制外”的距离,但却从未放弃对“体制内”的交情,且独独依靠这种交情“行走”。当然,我们现在所读的《徐霞客游记》只是一些老徐子孙整理的遗稿,更多的稿件已经流失了。如果能读到全稿的话,我更希望知道一下,徐霞客在漫长的旅途中,如何解决性生活的问题,毕竟,这个,是脚力之外,更值得问问的一点旅途心经。

《徐霞客游记》是徐的后人整理刊印的,说是大量书稿遗失。这期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徐的后人本着为逝者讳的心态,全部删除了徐霞客的旅途嫖娼日记呢?明人在性的描写上,还是很开放的,乃至于出现了《金瓶梅》等大量黄段子漫天的小说。徐霞客是一位“看破功名”的人,功名都可以不要的,还在乎写一点嫖娼日记吗?因此,我怀疑,儿孙们对老徐的心得文字做了手脚。

当然,有好奇地读者自然要问,徐霞客在漫长的旅途中如何解决性生活的问题呢?因为没有他本人的书面记载,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去人为推测了。明朝进士谢肇淛的《五杂俎》中记载: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

而实际上,明朝的妓女行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妓女业,甚至于是一项百年大计的国策。明朝初年,朱元璋他们为了向北方游牧民族动兵,不得不广开纳税渠道。后来他们发现,将妓女合法化,并向妓女征税,是搜刮有钱人“民脂民膏”的最好方法,这点子,也是让有钱人自愿且不至于造反的最好途径之一。

为了彰显大明朝与外族元朝的不一样,朱元璋他们更改了很多律令,但有一条却沿用了元朝的,就是妓女要有自己独特的服饰。一人为娼,全家带绿帽子,就是从元朝来,从明朝兴的。这个事情,在《明实录》里边有确凿的记载: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同志下诏:“教坊司乐艺着卍字顶巾,系灯线褡膊,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

建立在收税目的上的妓女业,因为服饰的统一化,而直接打击了暗娼,造成全国妓女统一标识的良好局面,这点,比开发陌陌等约炮工具都具有代表性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伟大的地理学家、旅游学家徐霞客同志,走在郡县小道上,看到穿着妓女衣服的女子,手里边又拿着大把的银子,还在乎性生活不好解决的问题吗?

徐霞客为什么会出现在明朝?首先,是土地兼并造成的大地主相对富足的局面的开创。第二,是元后文人对体制内的自觉避让与利用。第三,也有赖于明朝兴盛的其极具辨识度的妓女行业吧。很难想象,一个性压抑的徐霞客会写出什么好的游记来。倒是因为不压抑,才造成他乐此不疲,在外边玩了一辈子吧。在外表光鲜的《徐霞客游记》背后,是什么玩意?中国历史,大抵如是,不敢深究,也不能深究。

 

本文录自凤凰博报-2013-04-25 17:09:40-马庆云的博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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