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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hzhou

积极但不狂热,满足但不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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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犬吠,而驼队前行 我是驼队里的一峰老骆驼,对未知我虔诚地敬畏着,对无知我深情的同情着 ,而对滔滔不绝的肤浅和谬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对道旁如犬吠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指责我绝对不予理睬地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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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痛是我快乐的方式……  

2012-05-13 17:59:52|  分类: 转抄录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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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抄录的文章         作为一名埋头书案的脑力劳动者,提起健身锻炼、塑造肌肉曲线他说得头头是道;作为丈夫,他说自己“怕老婆”,却承认“她没有剥削我,是我始终在剥削她”;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他说“我自己从来不这么看”,却理解这样说的人出发点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他,是好意。对金钱态度潦草,进入写作状态便寝食俱废、状态非人,性格有些桀骜不驯,又保留了很多传统美德,他是写出《青衣》、《玉米》、《平原》的作家毕飞宇。

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这部作品中,他关注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涉及残疾人,关键词似乎总也“同情”和“关爱”,毕飞宇却认为,小说家不可以做同情与关爱的注射器,他坚称,人的立场是他唯一愿意坚守的立场,为了人物的饱满度与真实性,问题不能够回避。有评论说,这部小说表现了尊严、爱、责任、欲望等人生的基本问题,所有人看了都会有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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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是天性和本能

 

许戈辉:作家给人的印象一般是文静甚至文弱的,你为什么会到健身房把自己练得满身肌肉?

毕飞宇:我其实并不是为了肌肉才去健身,而是跟我的出身有关。我是六十年代乡村教师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家的天井就是学校的操场,所以从我会走路的那天起,我的人生就永远在操场上,就在跑。那就是我的生活,是我的本能,长在了我的肌体和血液里头。

许戈辉:你是用体力运动对脑力运动进行一种调剂吗?

毕飞宇:也是,这个身体对运动有很强的依赖性,当你长时间保持这种运动节奏的时候,如果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你不给肌肉一个强刺激,它会不舒服的,必须让它饱和了疲惫了,它才会过瘾。

许戈辉:可你说过进健身房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锻炼,那是在于什么?

毕飞宇:健身房里有许许多多人,我一个星期就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而且他们不是来自于一个会议或者组织,而是身份、文化背景都完全不相似的人。就好像我是一棵苹果树,长在苹果地里面,那没意思,我就特别喜欢那种一块地,二十年以后不知道会长出什么来的人生。我到健身房的时候跟那帮朋友在一起,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每个人都是悲观的

 

许戈辉:《推拿》的主题可算剑走偏锋,为什么选择盲人这样一个题材?

毕飞宇:写这个作品是个意外。因为受了伤去做推拿,我和推拿室里许多人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说,毕老师今晚我和我女朋友请你吃饭,我说好。结果开门以后楼道里黑咕隆咚的,灯坏了,房子里生活的都是盲人,灯什么时候坏的不知道,也没人修。我一看外面这么黑,就拉着他女朋友扶她下楼,但伸手不见五指一抹黑,所以我的脚就很犹豫。还没犹豫完呢,女孩手一拉说毕老师我带你走。噔噔噔噔噔特别快,就把我从五楼带下来了。到了楼下的时候她说,毕老师你看你不如我吧。

    刹那之间我感触特别多。因为在这个黑夜里头,明亮的两只眼睛归零了,一个盲人,看不见阳光的盲人,她因为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养成了一种步行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她的眼睛。你看看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转换,在黑暗当中本来我是想帮助她的,她却来帮助了我,而且这个帮助过程如此有趣。如果你没有跟盲人打过交道,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你终身都体会不到。一刹那我就想写一个小说,就在这个点上,它来了。

许戈辉: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灵感来的时候排山倒海,可真正要落笔又觉得很苍白,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世界。

毕飞宇:有的时候会,这本书写作的整个过程很顺利,90%我只用4个月就写完了,剩下的用了九个月,那九个月真是痛苦不堪。其实这10%的东西可以跟小说毫不相干,你完全可以不这么结尾,可是写作的人有时候很怪、很偏执,一旦有了一个愿望之后,就千方百计地渴望着在作品当中实现,有时候这种实现能够很顺利就达成,有时候就特别复杂、特别艰难。

许戈辉:这么说来,写作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痛苦?

毕飞宇:当然,但也不光是痛苦,状态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写出来的东西是那么漂亮,你也会很吃惊,天呐我怎么那么有才啊!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你刚刚写完,处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下,特别高兴,你就会忍不住赞美自己。这个事情在我们家是经常发生的,我太太听我在家里自我赞美的时候都听不下去了。

许戈辉:你太太的反应一般是什么,跟着应和还是打击?

毕飞宇:打击,100%的打击。她知道我这个特点,在她看来这也不是什么毛病,就是我在特定状态下的一种轨迹。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杯又一杯的酒,一杯喝了,两杯喝了,七八杯的时候就抗不住,抗不住的时候就会有微醺的一个状态,你能要求一个喝多了的人讲话那么靠谱吗?让他享受去吧。

许戈辉:《推拿》这本书有盲文版吗?我特别想知道盲人读了这本书以后的反响。它获奖的评语是“细腻深刻地揭示了盲人的内心世界”,但他们的内心世界真的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吗?

毕飞宇:这本书有盲文版,获奖前出版的。艺术的真实跟生活中的真实不是一个概念,艺术作品中的人物饱满、生动、可信就是真实,说白了就是写得好。相反这个人物如果很苍白,哪怕一切描述都是真实的,也没有意义。比方说我写一个人吝啬,反反复复说他吝啬,这有意义吗?但如果我这么写,他啃着烧饼,一个芝麻掉到桌子缝里去了,他不忍心看着芝麻损失了,假装生气“啪”一拍桌子,那个芝麻跳起来,他用指头蘸上吐沫然后把它摁住,再放到嘴里面。相对于吝啬的概念来讲,这一段生动有趣的行为更真实。

许戈辉:这本书号称是你“第一次大张旗鼓地描写爱情”,这个“大张旗鼓”是什么标准?

毕飞宇:在《推拿》之前我写过《平原》,也写过《玉米》,它们更多像是政治小说,因为我写的是文革。在这两个作品当中都写到过爱情,但我写的目的跟爱情无关,我是要把爱情作为一个载体,让人们通过它看到当时的高压政治和红色恐怖。换句话说,它是道具。《推拿》里面完全不是这样,里面我描写的爱情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它就是爱情本身。并不是说它有多么激荡、多么曲折、多么大面积,而就是它单纯。

许戈辉:作为作家,是不是特别在意别人能否理解他写作的本意?

毕飞宇:对,我觉得特别重要。实际上我的命运跟《推拿》里面所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这个故事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误解推进的。我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来写,是因为从盲人朋友那儿得到两个关健词,一个是渴望理解,一个是人跟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也就是误解。人生的悲剧也许不是最后的死亡,而在于就算天天厮守在一块,也无法真的了解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悲观主义者,他可能在面对人生的具体细节时体现出乐观的倾向,但从宏观上来讲,他都是悲观的。我甚至认为可能未必是作家们,每个人,只要他有正常的灵魂,都是悲观的。我的依据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常会讲,我想开了。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三个字,是多么的无奈,一定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让人想开,其实想得开本身就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东西。

 

“怕老婆”的家庭船长

 

许戈辉:所以你一方面沉浸在那个悲观的、深刻的世界里,一方面生活在要乐观面对的现实中,这两种生活能够随时转换吗?

毕飞宇:我喜欢那种悲剧性的东西,在书房里绞尽脑汁,慢慢慢慢地想象,连带着我自己也很沉痛。但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体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快乐的,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疯子。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内心有悲剧的冲动,比如去看《泰坦尼克号》,谁都知道它是一个悲剧,会看得人痛不欲生,但在那样一种悲痛当中能唤起美感,唤起对电影这个艺术品最强的欣赏。我写那么多的悲剧,我也很压抑很沉痛,但那只是我自己选择的心灵的历程。

许戈辉:据说你在写作《玉米》进入状态的时候,全家都小心翼翼、蹑手蹑脚——连你当时只有四岁的儿子都知道不可常碰书房的门。那么在生活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丈夫和父亲?

毕飞宇:怕老婆,其实倒也不是怕,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都是双方的初恋情人。到了这个年龄,我可能不会刻意去哄她高兴,但她如果不高兴,我一定想办法帮她分析一下,把她从不高兴里面拔出来。我觉得我是一个船长,方向不能偏离,我得让自己放松,然后让太太和儿子放松,放轻松才能够面对生活、面对竞争。

许戈辉:“放轻松”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要怎样才能做到?

毕飞宇:还是用体育做例子。我从儿子三年纪的时候就带他踢足球,他的脚法相当不错,在学校里点球都是他打。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老爸,我现在足球不行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老打不进去。我就问,你打不进去,是守门员把你的球扑住了,还是你打偏了打高了?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如果球是被人扑住的,那就说明他没问题;如果是他自己经常把球打飞了,那就说明他把对方想得太强了。他一直想着如何才能让对方扑不到,那么在下脚的时候就会尽可能的偏,偏到一定的界限之后,就毫无意义了,对方扑不到,可是你也不能得分。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告诉他,你的脚法没有任何问题,是你放大了守门员的能力。我总是用这样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来调整他的心理。

许戈辉:那么对太太呢,你们共同成长起来,在她有困扰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她?

毕飞宇:在我跟太太的关系里,我觉得我对她的帮助不大,她对我的帮助大。应当这样讲,认识这么多年以来,她没有剥削我,而我始终在剥削她。比方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那时候还没有电脑,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写的时候很有激情,很多字都是混乱的,永远都是她帮我誊写,有的字我都不认识,但她认识。这么多年来为我做饭、洗衣服,家务基本上都是她。

许戈辉:太太是否会有抱怨?

毕飞宇:她当然抱怨,没有人会不抱怨,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抱怨的生活是没意思的,也看不到一个人的价值。其实她也不喜欢做饭、不喜欢洗衣服、不喜欢拖地,可是为了这个家,她能支撑,这才是意义所在吧!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生活了一辈子,能够看到她的这种付出,要知道这才是最需要珍惜的。

许戈辉:我一直觉得作家和画家是最自由的,能够主宰并有能力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你属于作家里特潇洒的那一类,据说你从来不签出版合同是吧?

毕飞宇:我从来都不签,这个说起来就得怪张艺谋,完全是他把我给害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我在写作前签合同的唯一的一次,经历过那次之后,我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你怎么诱惑我,说印多少,给多少钱,说多好听,我永远不签。

许戈辉:几年前张艺谋上我节目,谈到他在整个导演生涯中,最痛苦的阶段就是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莫非是你没能提供一个顺理成章的故事,还是有其他原因?

毕飞宇:当时是许许多多问题捆在一块,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个电影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讲,都太仓促了,都没有做好准备。电影是1994年拍的,在那之前我都没去过上海,张艺谋给了我一本书,我翻了翻就去做了,所以年轻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啊。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我们都急于要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它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我也是这个失败里的一个部分。

许戈辉:就是这个教训让你日后再也不签约来写书?

毕飞宇:不签约,坚决不签约。为了完成合同去进行艺术创作,起码对我们小说这个行当来讲,我觉得是不可取的。你不能一定要在合同要求的那个时间范围里把作品完成,就像我刚才讲的《推拿》,最后写了13个月,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我有一纸合同在身,到了第12个月我必须要交稿,也许就差一个月,但这个小说很可能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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